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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考上大学,就像饿汉扑在宴席上,什么都想学|讲述·与
2019-11-06 07:17:45 点击次数:1213次

1977年12月11日,当我走进淮海中路上海光中中学的入学考试中心时,我的心里充满了复杂的感情:兴奋、向往和期待,但更多的是失落和无助——我为这次迟到的考试等了将近12年!

我是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六班的高中生。1966年夏天,临近高考,我和我的同学都为考试做好了准备。我认为中学的基础相当好,而且我一直喜欢数学,所以我很早就设定了我最喜欢的目标:第一,我将志愿去复旦数学系,第二,我将志愿去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军事数学专业。

出人意料的是,一场政治风暴悄然袭来。6月17日下午,就在高考前半个月,学校通知我们有重要的事情要马上去上学。同一天,中国国家广播电台发布了重要消息:取消高考制度,推迟半年招生,并采取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方式招收未来的大学生。一些学生欢呼雀跃,因为他们减轻了负担,但更多的学生对他们的未来感到失望、沮丧和困惑。谁能想到还有什么在等着我们?谁能想到我们大多数同学会失去上大学的机会,早早开始沉重的生活负担。

1968年8月,我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工作。我在公路调车场做过卷线工、仓库搬运工、看门人和夜间巡逻员。后来,我被调到一家机器修理厂当车床工人。然而,无论我担任什么职位,除了做好我的工作,我总是希望有机会在大学深造。

1970年,大学恢复招生,通知中的第一项是“自愿入学”。期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我真的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立即向该单位提出入学要求,并写信给高等招生部门,表达我对深造的强烈愿望和用知识为祖国服务的决心。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写这封信引起了麻烦,成为了“犯罪证据”。不久,上级公司的一个“造反领袖”打电话给我,严厉斥责我说,“你没有足够的勇气在工厂里诚实地工作,甚至写信申请大学。你想上大学吗?像你这样的人永远不会考虑让你在组织里上学!”那时,我真的觉得没有办法学习和为国家服务。我心中只有两个词可以形容:悲伤和愤怒。

噩梦终于结束了,我们的党和国家迎来了第二个春天!1977年,当高考恢复时,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国防科技大学(当时被称为长沙理工学院)的系统工程与数学系。毕业后,我留在大学教书,然后在1994年秋天回到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工作。

有几次,学生问我:邱先生,你认为现在的大学生和你学习时的大学生有什么不同?我对我的同学说:有一件事,也有另一件事。他们都是热血青年,都有家庭和国家的感觉,都同样勤奋好学,都有自己设定的目标和美好的理想。这是20世纪80年代青年和当代青年的共同点。然而,作为第一批恢复高考的大学生,77年级(也应包括78年级)确实具有鲜明的特点:饥饿、急迫和使命。

饥饿,因为很多同学的学习欲望被压制了很多年。现在他们终于有机会上大学了,他们对学习的热情也充分体现在发电上。我们就像饥饿的人们跳上宴会,想要了解一切,想要了解越来越多的一切。我们从来没有觉得有太多的课程,太多的练习,太多的考试。只要你有空,就花时间自学或者去图书馆找书。真的有许多问题我无法解决。我和我的同学讨论过,或者借此机会问我的老师。我心里叹了口气:在大学学习真好!

这种紧迫感是因为我们已经拖延太久了,有的拖延了5年,有的拖延了10年。因此,我们特别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那时,我们班年龄最大的只有30岁,最小的只有15岁,几乎相隔一代人。此外,学位也各不相同,包括“第三时代”的高中生和初中生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未能接受正规教育的学生。有已经在高中教过的数学老师和英语老师,也有不知道很多英语单词的学生。

然而,有一个共同点:我们必须弥补失去的时间!我记得当时学校规定教学楼应该在晚上10: 00关闭,学生宿舍应该在晚上10: 30关闭。然而,许多学生想学得更多更好。他们认为时间太少和不够,所以他们对过早关灯有一些看法。结果,我们的几个“最年长的学生”作为学生代表与学校沟通。学校领导非常通情达理,最终同意了我们的要求。他承诺向学生开放几间自习教室,直到晚上12点,学生宿舍也相应地进行了调整。

从那以后,每天晚上10点,一大群晚上学习的学生从普通教室出来,“换个位置”到专属的自学教室继续读书学习,直到午夜,这成为了当时每天都必须看到的美丽风景。

我仍然记得我们的数学课配备了当时系里最好的老师,系主任孙王贲教授亲自教数学分析。孙先生是一名在美国学习的医生。他在代数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是武汉大学数学系的系主任,后来是湖南数学协会的主席。他在中国很有声望。

孙先生说他对几节课的内容很熟练,思维清晰。然而,他有点美国化,经常不按常理出牌:当证明一个命运或问题时,他经常会突发奇想,说:“我临时想出了一个新的好方法,让我们试试。”有时候新方法真的很简单、可行而且相当好,让人类的大脑开放,我们都很高兴。但有时它被“卡住”成两半,即使改变也无法证明结果。这时,孙先生会说:“你可以自己讨论这个问题,我来讲下一个定理。”课后,我们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经常来到操场,在沙滩上围成一个圈,用树枝作为笔来讨论课堂上的突出问题。我们已经想出了互相补充的想法和方法。我们一直在一个接一个地争论。有时甚至让我们做出最后的结果,每个人都很开心;大多数时候,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仍然不能得出结论,我们不得不暂时搁置它。

然而,我们后来发现孙先生在他的讲座中的精彩想法可能对解决当天课堂上的问题不是很有效,但是这个想法对解决其他课程中的问题是非常有效的。当时,孙先生的美国教学法目前在高校可能还不普遍适用,但确实有利于发展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能力。这也是我从听孙先生的教学中获得的最大收获。

使命感是因为像我这样的许多学生为了上大学经历了曲折。我感谢改革开放的时代。我很感激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夏天的最后决定:“高考在那一年恢复了”。从那以后,我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们这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命运!我也感谢学校的老师,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中,用他们对未来的渴望点燃我们的梦想。

我尤其记得系里有一位受人尊敬的老教授吴克秋。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绝对一流。更难得的是,吴先生谦虚,从不关心个人得失。他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学生。学生在学习思维上有困难和困惑。他总是耐心地指导和启发他们。当学生在生活中不时遇到困难和不便时,他会热情地关心和帮助他们。

我们在寒假和暑假回到学校。有时候火车会晚点很长时间,直到午夜11点以后才会到达长沙。然而,吴老师经常在学生宿舍门口等着。当他看到一些学生深夜返回时,他会把我们拖到他家(学校的宿舍),为已经准备好的晚餐吃一顿“补餐”。直到那天应该到达的所有学生都到了,吴先生才安全离开。

77名(和78名)学生很不幸,因为我们损失太多了。但与此同时,我们很幸运,因为历史变化给了我们难得的机会,学校为我们的成长和成功创造了最佳条件,为前进铺平了道路。我们怎么能不努力工作,怎么能不进步?

当时,学生中有一句口号:知识改变命运,青年为祖国贡献力量!这也是我们真正的理想和追求。改革开放政策打开了紧闭的大门。我们已经看到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际差距。我们深感如果我们不迅速赶上,我们将被淘汰,如果我们落后,我们将被打败。“振兴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呼声甚至激发了我们的热情。从内心来说,我们认为这一使命历来落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我们必须承担一些责任。

40多年后,回首过去,我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人生经历。正是在大学里,我确立了我的理想和信念,确立了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并影响了我的生活!

我当时就读的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与数学系的77级学生中,现在有3名成为了军级干部,涌现出了许多来自全军和全国的优秀教师。越来越多的学生成为所在单位和技术部门的领导,或者某个专业方向的专家学者和业务骨干。尽管每个人都分散在全国各地,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肩负着不同的责任和使命,但所有人都不要忘记,你的主动性思维正在尽最大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并且正在(或已经)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

从我个人的经历中,我深深地意识到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没有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导,没有稳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个人就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能和抱负。

总编辑:张军文本编辑: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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